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厦门空间战略 。

美国工人就应该买房买车，中国农民就该回家种粮，当然不是。我们能埋怨中国人带来的过大冲击吗？更加不能。

一个70多岁的讲解员向我介绍汽车公司福特，语气中带着自豪感，进福特公司是他们那一代人最好的工作，蓝领工人也能买房买车。政府如何来缓解这个矛盾呢？向失业民众提供高额福利，不工作也每个月拿很多钱。很多人说中国经济不得了，我们有阿里巴巴，有马云。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该埋怨谁?近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演讲中指出，这是历史造成的，封闭越久，劳动力价格差距越大，全球化过程中，制造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，过去是美国举着全球化的大旗要占领全球市场，现在中国要扛起这面大旗了，开门对冲的时候到了。看到他对自己的公司那么热爱，我也被感动了，我说底特律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？他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，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行了。

这场仗，美国人怎么和我们打？过去是美国举着全球化的大旗要占领全球市场，现在变成了中国要扛起这面大旗。封闭时间越长，差距拉得越开。不少人对经济增长比较担心，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。

拓宽创新创业空间，鼓励试错，鼓励企业家、尤其是年轻企业家成长。从消费角度看，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，能够支撑6%到7%的经济增长。转型得好，可以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，实现可持续增长。三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

未来几年，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变化，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，对企业、地区和国家来说，都具有决定性影响。它不仅将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前景，也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。

从服务贸易角度看，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，服务供给将明显加大，有助于释放潜在服务型需求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无论是一个国家、地区，还是一个企业，其成功主要不是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转折点。三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调整，包括土地、财税、政府购买等政策。二是要把家庭承包土地纳入财产权法律保护范畴。

转型得好，可以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，实现可持续增长。例如，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到2020年达到15%到20%，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提高到30%到40%左右。二是加快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推进员工持股改革。一是着力破除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，在服务业领域全面实施企业投资负面清单，各类资本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。

一是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，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，使农民真正享有支配土地使用权的权利。未来几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至少还有10个点的空间，是支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。

从产业角度看，服务业在十三五保持9%左右的增长，将带动3.8到4.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，为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。拓宽创新创业空间，鼓励试错，鼓励企业家、尤其是年轻企业家成长。

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在法律上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。短期稳增长、触底固然十分重要，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转型挖掘增长的新源泉，释放增长潜力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释放经济增长潜力、激发市场活力，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。三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。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） 来源：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结构性改革 。近年来，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农村土地矛盾，与法律尚未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完整的物权性质直接相关。

一是进一步强化产权保护，推进产权保护的制度化、法治化。目前已有企业开始试点，需要尽快拓宽试点范围，逐步推开。

从消费角度看，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，能够支撑6%到7%的经济增长。经济转型决定经济增长前景。

转型得不好，错过了重要战略机遇，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风险。自然垄断环节实行政府定价，竞争性环节全面放开价格管制，推动服务企业在竞争中形成价格。

我国现阶段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，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、所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潜能、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、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，都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。公共服务购买对所有主体一视同仁，形成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业等多元供给主体的新格局。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。十三五期间，经济转型要取得实质性突破，关键在于结构性改革要破题发力，以破解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失衡。

不少人对经济增长比较担心，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。二是有序放开服务业领域市场价格。

三是从法律上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完整产权，赋予其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转让、抵押等完整权利。四是实现城乡资本、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，研究城乡房地产两个市场接轨的政策。

结构性改革重在振兴实体经济。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，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，给经济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左右。

未来几年经济转型如果取得实质性突破，我国实现6%到7%的中高速增长是有条件、有能力的这种灾难性现在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来，也没有人可以预测，但最终还是会出现。新加坡500多万人口，但只有一级政府，即使算上市镇理事会，充其量一级半政府。但如果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被炸掉，那么整个国家就要完蛋。

但现实中，中国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规划的，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难根据城市规划来进行，往往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。毛泽东时代搞三线计划就是为了战备。

但人口不到200万甚至更少的中国城市则是三级政府、四级管理。第三，大城市化产生巨大的负面社会政治效应。

现在的形势不同了，但并不是说城市化不需要考虑战争状态了。如果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国家城市化的70%水平来计算，中国离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个百分点了。